凶吉难卜是啥意思 对瞿秋白的看法

作者：裘 真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8年7月1日，《作家摘要》在头版摘录了南京《钟山》杂志发表的王彬彬的一篇文章《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不得不留下来，不得不死去》(以下简称《三个不得不》)。本文的主要内容是1935年5月瞿秋白被捕后。蒋介石杀人归罪于为革命献身殉职博古。

瞿秋白就义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研究他的文章，赞美他的品质，抗议蒋介石的残忍。瞿秋白去世后，鲁迅把他的遗作编成《海上森林》，在日本出版。鲁迅说:我出版他的作品是一个纪念，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被杀了，作品不能被杀，也不能被杀。鲁迅纪念瞿秋白，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瞿秋白。但作者将矛头从蒋介石转移到革命烈士博古。

一

所谓不得不走，《三个不得不走》的作者王彬彬认为是瞿秋白被杀的原因之一，博古希望他去瑞金，调他的目的是监督他，不让他在上海康复。真的是这样吗？

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后来当选为中华苏联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中华苏联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苏联大学校长、教育部艺术局、领导《红色中华》报纸和红色中国通讯社工作。曲秋白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首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下设人民委员会，曲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长，但曲秋白当时未能在上海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曲秋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可以说，委以重任，中央苏区的教育、宣传、文艺全部由他领导。

瞿秋白此时在上海，物质条件比瑞金好，但处境危险，他是蒋介石密令逮捕的关键人物。据杨志华回忆，当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改地址，党组织经常发出警报。他们一收到警报，就不得不立即离开。他们四次去鲁迅家避难。曲秋白于1934年1月初到中央苏区前，将与茅盾、鲁迅告别。杨之华知道敌人在大搜，但还是同意他去，反复告诉他路上要小心。杨之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四届江苏省委书记相继被捕；1934年6月14日，以李竹生为首的上海中央局、上海、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17人被捕；1934年9月，上海各区委遭到连续破坏，只剩下三个区委；1935年夏秋，党组织再次遭受重大破坏。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上海的重要党组织尚未完全恢复。

曲秋白接到临时中央要求他去中央苏区的电话后，立即说:我想去很久了！据杨志华回忆，秋白此时兴奋不已。曲秋白在瑞金任职后，在教育、文艺、报纸办理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显然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政府对曲秋白的关心和委托。但作者认为曲秋白被调到了苏区是对他的伤害，显然是对是错。

此外，瞿秋白是博古的老师和他的领导人。1923年7月，瞿秋白和邓中夏被党组织委派加入上海大学，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培养革命骨干。上海大学成为革命青年的摇篮，为中国培养了大量骨干人才。1925年9月，博古毕业于苏州工业学院，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曲秋白和云代英亲自教博古马列主义理论课。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分析透辟，深深吸引了学生。博古学生不仅接受革命启蒙教育，而且对马列主义理论也很感兴趣。在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影响下，博古于11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上海大学党组织决定派博古到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瞿秋白和上海的革命先驱可以说是博古的老师和革命领袖。博古非常尊重他们。同时，博古对曲秋白的马列主义水平、教学经验和办学能力有很好的了解，这也是博古邀请曲秋白到苏区负责教育、报纸和文学艺术的主要原因。他想在哪里伤害他？

二

作者认为曲秋白被杀的第二个原因是博古没有让他跟随军队长征，把他留在中央苏区。所谓扔掉瞿秋白，就是用刀杀人。……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我要解释的十个问题》中解释了中央苏区留人问题:中央苏区撤退时，因为游击战争对形势及其困难缺乏了解，各级仍保留一套架子，留下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陈潭秋、宣传曲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我要对这些干部将来的牺牲负责。我想声明的是，这些人没有留下来让他们牺牲的意图。博古这段话有三层含义，一是主要力量红军长征期间，中央苏区还留下了一组人，组成了中共中央分局。曲秋白是中央局负责宣传部门的领导之一；第二，承担责任。如果这些同志牺牲了，他们就有责任；第三，作出声明，留下一群干部并不是故意牺牲的。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走和留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承担着艰巨的任务。从军队长征的角度来看，领导8万人突出敌人的铁桶围困，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克服敌人的围攻、追逐、堵塞、拦截、长途旅行、风、阳光、雨，在漫长的长途中寻找新的基地，可以说广阔的未来，不确定。从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来看，中央政府给他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红军在绝密情况下转移。为确保8万军队安全撤出敌人的包围圈，中央政府规定，首先要遏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军的转移；军队离开后，要保卫苏区人民，在苏区周围进行游击战；当军队回来时，他们应该配合野战军进行反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重建苏区。

显然，没有一批党性和斗争经验丰富、与当地群众密切相关的骨干人员，就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央留下了大量优秀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说：红军留下了陈毅、苏裕、谭振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曲秋白、何叔衡、张鼎成等最有才华的指挥官。而且，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自愿留下来牺牲自己。当时，革命需要留下和行走，留下1.8万人。除工作需要外，留下的干部还有老弱病人，需要卧床休息。瞿秋白和陈毅留下来，除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还有重病的原因。陈毅受了重伤，坐骨断了，身上有很多骨头，住院治疗，不能随军长征；曲秋白患有肺病、发烧咯血；何叔衡年老体弱。他们都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都留下来工作治病。他们原本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潜入上海治病。

曲秋白留下后，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担任《红中华》编委会主任。《红色中国》是苏联政府的报纸。它在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群众要求、报道战斗中的英雄事迹、鼓舞红军士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曲秋白的领导下，报纸的质量大大提高。当时红军秘密转移，报纸掩护尤为重要。曲秋白一旦撤离，其他人很难取代他的领导能力和文章水平。曲秋白留下后，在他的精心领导下，《红精心领导下，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报纸的内容仍主要是报道战争通讯，发布了军事广播电台收到的苏区的好消息，但没有报道红军的行动。直到1935年1月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之前，他坚持每周出两到三次病。《红中华》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拖延敌人行动、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瞿秋白、何叔衡不幸牺牲，延安整风时，有人指责博古不应该留下来，也有人认为博古故意留下来杀死敌人。作者对《三个必须》一文的看法是从那里搬来的。1937年春，朱德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们留下了许多最有能力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当时任教育委员的司法委员何叔衡、前党书记瞿秋白都留下来了。这也说明留下来走走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然而，如何把一件好事放在博古身上，却成了他搞宗派主义的错误？

历史证明：红军长征留下了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约束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战略配合红军的主要行动，完成了中共中央的任务，创造了一批勇敢的干部，保存了严峻考验的骨干，为中国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留下后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幸在斗争中被捕牺牲，这是国民党政府的罪恶，怎么能栽到博古头上呢？

作者认为曲秋白的牺牲是因为博古故意不让他跟随军队长征。博古是这样的人吗？博古犯了错误，他忠实地执行了规则王明路线，即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个不了解中国现实的外国人，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博古真诚地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和真诚的自我批评，他是诚实的，知道他可以改变。我们不能因为博古在历史上犯了错误而把一切都种在他身上。

博古是一位理想崇高、信念坚定的革命者，具有高度的党性和原则性。举几个例子可以证明，1925年，上海发生了一起5月3日悲剧。当时，博古只有18岁。他是苏州学术联合会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率先在学校组织了全校学生的研讨会，并带领20多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街上示威。当时他身患肺病，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他以身许国，表现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感情。

1931年4月，顾顺章1年4月被捕叛变，提供了许多高层领导的地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2万元；抓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银元1万元。周恩来、王明已不能在上海生存。9月的一天，周恩来和王明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要担任中央苏区书记，王要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博古要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很惊讶，提出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周、王回答说，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起诉共产国际批准(博古在延安整风时的大意)。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博古服从党的安排，肩负起沉重的负担，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这说明他不考虑个人安全，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顾全大局，服从党的决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交出权力。此后，他一直支持中共中央的领导，与张国涛的分裂活动作斗争。红军强渡大渡河胜利后，他在主编的《前进》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前进！与四方面军汇合！》，热情赞扬，高度评价这场胜利。文章说:在几次优势敌人的围攻下，红军飞越了石达开所无法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创纪录的史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博古的宽容和思想。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下来。他不在乎个人荣辱得失、抑郁或对立。相反，他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分析问题，重视党的利益，赞扬大渡河的胜利，体现了博古无私的道德品质和高度的原则。

面对重大事件，博古总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处理问题，不顾个人得失。1943年5月，当延安整风紧张时，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当时蒋介石利用整风和党内历史问题，大肆挑衅、蛊惑，甚至胡说中共解散。博古当时处境不好，党内上层整风，他是重点，但就在这时，他写了《在毛泽东旗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一文，登在《解放日报》上，文中历数２２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批驳了所谓“共产国际解散后，共产党内部必将分裂”的胡言，旗帜鲜明地说：“２２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提高了责任感，更提高了这种团结，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任何谣言都不会伤害它的毫发。博古是如此正直无私，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党性。不用再举例了，这足以说明博古不是一个在革命队伍中搞宗派或故意暗害人的人。

革命总是有牺牲的。瞿秋白、何叔衡等人不幸被敌人杀害，令人心碎。但是8万红军到陕北后，只剩下几千人，难道更可惜吗？

三

在文章开头，王明、博古扳倒瞿秋白夺取最高领导权，博古是米夫扳倒瞿秋白的帮凶。这是主观假设，至少缺乏历史常识。特别是《博古传》和《秦邦宪传》已经重印了近20年，这些情况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这样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关于博古与米夫、王明的关系，博古早在延安整风时就解释了《我要解释的十个问题》的三六个问题：米夫是孙达（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我是学生，只有师生关系。听说米夫当时邀请了一些人吃饭，但从来没有被邀请过一次。与王明的关系，博古说：与王明，在莫斯科与他并不熟悉。他们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和同学。王明比博古大，不在同一年级。他比博古早回家一年。博古在1930年的一次游行中碰巧遇到了王明，开始联系。有什么证据表明博古是米夫扳倒瞿秋白的帮凶？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进一步批评李立三左倾向冒险错误，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妥协李立三的错误批评，增加新领导，撤销李立三和瞿秋白政治局常委职务。此时，博古只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以共青团中央代表出席会议。他怎么能把共产国际的决定强加给博古呢？后来月后，博古被推上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位置，临危受命。博古怎么能说扳倒瞿秋白？

作者认为博古一直在打击瞿秋白，这是主观猜测。实际上，在上海博古领导的党组织一直在暗中对瞿秋白进行保护。当时瞿秋白处境险恶，是蒋介石密令逮捕的重点，特务到处搜寻他。每当风紧的时候，博古就派人亲自接送。曲秋白1932年在鲁迅家中避难时，当时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亲自带出来转移到别处。1933年2月，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长黄文荣亲自送往鲁迅家避难。临时中央命令曲秋白到中央苏区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因为上海环境危险，考虑到他的安全；长征期间，留下他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考虑到他身体不好，无法忍受长途旅行，等待适当的时间去上海治疗。博古怎么能说故意伤害瞿秋白呢？此前，曲秋白是博古上海大学的教师和革命向导。他们之间只有师生之间的友谊，没有个人怨恨。他们找不到博古故意伤害曲秋白的理由。

四

瞿秋白是怎么牺牲的？1935年1月，红军转移已经两个多月了，覆盖主要红军转移的任务已经完成，但中央苏区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党组织决定曲秋白和何叔衡突破上海就医，邓子回到福建坚持游击战争。两人于2月初从瑞金转移到瑞金闽西，从广东到香港，再到上海。2月24日，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井村牛场附近休息吃饭时，被勇敢队发现，曲秋白突破时被俘。2月26日，他被护送到上杭，并被监狱监禁。3月9日，曲秋白化名为林琪祥，编造经验脱身。虽然敌人被迫严惩，但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4月，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妻子被捕后供认瞿秋白。4月25日左右，瞿秋白被解离上杭，5月9日被解到长汀，被囚禁在国民党军第36师部。在叛徒郑大鹏的指认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瞿秋白在敌人的威胁和利诱下忠贞不屈。他曾经说过：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强大，请不要撕破我的历史！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下令当地枪决。6月18日，曲秋白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对监狱官说：为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荣耀。它展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精神。

从以上史实和分析可以看出，瞿秋白被杀是因为叛徒的出卖，是蒋介石下的毒手，而不是不得不离开、留下来、死去。《三个必须》一文作者不了解瞿秋白离沪赴赣、不随军长征的历史事实。他对博古与瞿秋白的关系和博古的道德一无所知。60多年前，他抓住了延安上层的整风。有些人对博古已经向中央澄清的问题毫无根据，大惊小怪，责骂博古的伟大成就，并将瞿秋白被捕和牺牲的矛头指向杀害瞿秋白的国民党蒋介石，相反，指向光明正大的革命烈士博古，致力于革命，最终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荒谬的，无中生有的，是对博古的肆意伤害和扭曲。